【2025全国两会特别报道】聚焦考古新发现——甘肃日报与五家省级党报推出联动报道

编者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南市武王墩一号墓、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等六项目入选。

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甘肃、安徽、吉林、浙江、陕西、江西6家省级党报党媒携手，推出联动报道，从考古视角彰显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展现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让我们走近这些考古新发现，触摸中华文明的脉搏，感受历史的温度与智慧。

寺洼遗址“围壕”内侧西北角发掘区（上为东）。

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

引领黄河上游文明的探源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衙下集镇寺洼山村和衙下村，西靠九龙山，面向洮河，遗存主要分布在山前平缓的坡地上，发现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及辛店文化遗存，以寺洼文化命名，面积约200万平方米，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4年，安特生首次发现该遗址。1945年，夏鼐在此开展考古发掘。2018年至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启动“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聚落与社会演进”项目，以寺洼遗址作为考古发掘地点，开展了连续7个年度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现并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作为仰韶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马家窑文化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色，重视商业和城市发展，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文化，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

在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发现的三重围壕，是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最关键的证据。三重围壕平行分布、直角转弯，形制布局相当规整。每条围壕口部宽9到11米，中外两圈深3到4米，内圈深1.3到2.5米；相邻围壕间距8到9米。整体看，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450米，与断崖、山沟共同围成一处面积近30万平方米的空间。

寺洼遗址及周边地貌（上为西南）。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级别最高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

聚落以近似方形“围壕”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围壕”外侧，西、南部发现疑似“道路”、大面积“人工堆土”和其他丰富遗存；“围壕”内侧，发现呈“围沟”状和片状分布的多处生产生活区，发掘出丰富的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和大量遗物。内侧发掘出的半山类型房址、灰坑、窖穴、陶窑和墓葬，与这一时期尚存的“围壕”共同组成了半山类型聚落的重要内容，填补了半山类型聚落发现的空白，半山类型房址内葬人的现象也是首次发现。

此外，寺洼遗址所在的洮河谷地南端，还分布着数十处同时期不同规模的遗址，大者如朱家坪、格致坪等，寺洼遗址作为其中的引领者，是马家窑文化的中心聚落。

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长白山腹地的“远古家园”

在中国东北的长白山东麓，图们江蜿蜒流过一片开阔的玄武岩台地，这里隐藏着一座距今数万年的远古人类家园——吉林和龙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202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东部长白山地区古人类遗址调查与研究”列入“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是目前国内旧石器考古领域唯一、东北地区第一项入选的考古中国项目。和龙大洞遗址考古发掘是本项目的核心工作内容之一。

和龙大洞遗址分布范围超过4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目前东北亚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该遗址最早发现于2007年，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辽宁大学等多家单位对该遗址开展了连续四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本轮发掘工作集合地质学、沉积学、年代学、古环境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多团队协同攻关，最大限度提取了考古遗址的科学信息，共在遗址核心区累计发掘270平方米，揭露出9个文化层位，出土石制品及动物化石2万余件。经过系统的碳-14和光释光测年，结合地层堆积与石制品特点，可将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至少划分为三个阶段，首次构建起和龙大洞遗址五万年以来的文化序列，清晰展现长白山地区石器工业的演化历程。

和龙大洞遗址的考古发现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亚古代人群生产生活方式的认知，也不断丰富着长白山地区乃至整个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内涵，对于探讨东北亚史前文化演化与互动、人群扩散与环境适应以及细石叶技术的起源等关键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是近年来东亚旧石器考古世界级的重要发现。

未来，随着更多研究的展开，这座“长白山下的远古家园”必将揭开更多关于人类起源与文明演进的奥秘。

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里藏着一个“万年文明”

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发现于1984年，距今1万—4000年。在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遗址分布区，2.5米的文化层厚度里，藏着一个“万年文明”。

通过发掘研究，在这一“文明图景”中，2.5米的文化层自下而上分属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阶段，纵贯整个新石器时代。更加难得的是，它被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堪称我国早期村落的“化石”。

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代表着浙江万年文化之源，目前已发现24处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下汤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仲召兵介绍，下汤遗址是已发掘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最早、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

目前，在下汤遗址累计考古发掘的2250平方米面积里，发现了壕沟、人工土台、房址、食物加工场所、红烧土“广场”遗迹等，已初步复原出下汤远古村落的结构布局，也诉说着古人的智慧与勤劳。

定居往往与农业相伴，是农业社会开始的一项重要标志。从穴居到旷野定居是人类进程中革命性的一步，是一座里程碑。据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长江流域一系列稻作遗存的发现，学界提出了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观点，而其背后的早期社会面貌却知之甚少。

随着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下汤遗址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仲召兵说，出土的炭化稻米，证明了下汤先民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栽培水稻。下汤遗址贯穿新石器时代始终，经历了从稻作农业起源到新石器晚期农业高度发达的整个历程，新发现的聚落要素、聚落结构，为研究我国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

下汤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盆、罐、杯、盘、碗等，不仅满足了古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更展现了其独特的审美与工艺水平。下汤遗址不仅实证了万年浙江的史前文化序列和演进历程，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宏伟篇章中填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为研究早期农业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样本，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历史启示。

除了文物发掘与保护，下汤遗址还将不断推进考古遗址公园的开发和建设，既展示考古成果，还会增加互动体验、研学、文创产品等内容的开发，让更广大的群众受益。

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

“三重城垣”佐证中国城市发展史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是周王朝崛起和建立后最重要的遗址。遗址所处区域发现大量商代晚期的土著遗存和西周时期的城墙、宫殿、墓葬、水网系统、手工业作坊和青铜器窖藏等遗迹。

2024年3月至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周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的遗址聚落结构，并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成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种建荣介绍，此次发掘首次发现了一片记载着“秦人”二字的甲骨，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秦的最早文字记载。出土的甲骨，为研究西周甲骨学乃至西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周原遗址考古队成员闫永强介绍，近年来，周原考古以寻找墙垣体系与先周文化大型建筑为重点，2024年通过“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结合的工作方法，发现王家嘴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群以及西周时期宫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垣”。这为周原作为西周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不仅增进了人们对周原聚落形态与性质的认识，也提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

在遗址西南部的王家嘴区域，工作人员钻探出南北长度超过150米的先周文化建筑带，发掘了2座大型建筑。完整揭露的一号建筑南北总长68米，面积逾2500平方米，由门塾、东西厢房、前堂、后室、前后庭院构成。这是周原遗址第一座被完整揭露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也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先周文化建筑。此外，宫城南墙外的壕沟下层出土了206片卜甲与卜骨，其中有字甲骨30片，初步辨识出刻辞180字。这些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等多个方面，历史价值重大。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出土的龙形玉佩。安徽日报记者徐旻昊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一号墓——

楚墓“之最”见证历史的脉动

今年春天，历时5年的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田野发掘工作全部结束。综合墓葬规模、棺椁结构、出土器物风格与组合、古文字资料、人骨初步鉴定结果、历史文献等资料，专家确定武王墩一号墓墓主人是战国末期的楚考烈王。

战国风云际会，楚国在这里落幕。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之最”何以佐证？

木椁室，是考古发掘首见的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木椁室由枋木、薄板搭建而成，总体呈“亞”字形。棺椁所用木材上均写有墨书文字，格式大体一致，内容存在差异，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楚国墨书文字。

礼容器、礼乐器组合，是讨论楚王丧葬礼制中“器用制度”的重要资料。礼容器核心为九件一组的束腰平底升鼎、七件一组的卧牛钮子母口盖鼎、三件一组的鑊鼎、三件一组的箍口鼎。与鼎搭配的铜器还有八件铜方座簋、八件铜簠、六件铜瓦楞纹豆、六件铜敦等。其中，九件正鼎（束腰平底升鼎）为楚墓中正鼎数的最高等级。礼乐器包括两套编钟、一套编磬以及瑟、鼓、竽。

武王墩一号墓西室是两座基本完整的“木俑坑”，其中西Ⅰ室初步推测是一座仪仗俑室，出土木俑8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木模型剑、竽；西Ⅱ室初步推测是一座歌舞俑室，出土木俑200余件，共出有漆木模型车、瑟、竽。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共出器物丰富，属楚墓中首见。与庞大木俑队伍相对的是楚王陵园内“排葬坑”的消失，“以俑代人”，是后世成规模殉葬俑的渊源之一。

包罗万象的文物种类，不断向世人讲述战国时代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脉动。出土文物中有大量非楚国文化因素的器物，如以铜豆、铜圆壶为代表的三晋文化器物，以漆木耳杯为代表的秦文化器物，以鎏金鸟形铜饰牌、鎏金羊形铜饰牌、穿孔野猪牙饰品为代表的草原风格器物。大量具有楚系文字的典型特征的古文字资料，载体丰富、内容多样。

从战国到秦汉，历史如何演变？秦汉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及大一统国家文化如何塑造？处于大一统国家即将孕育形成的关键时期，相信这座墓葬的研究成果将不断给予新的回答。

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

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

三朝瓷都六百年

清晨，景德镇市御窑厂遗址的探方内，考古人员正专注作业，毛刷轻拂泥土，沙沙作响。泥层间，一片片瓷片在阳光下泛出微光，依稀可见精美的纹样。这些被历史封存的残片，在几百年后重见天日，拼凑出一幅景德镇元明清时期瓷业发展的历史图景。

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景德镇市集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6家考古机构展开考古发掘。

本次考古发掘覆盖景德镇14处重要遗址，重点研究瓷业生产体系、原料与燃料来源、道路交通网络及相关社会文化形态。具体遗址包括御窑厂遗址、落马桥遗址、高岭瓷土矿遗址、东埠明清码头及古街、建溪码头、刘家下弄、泗王庙等，总发掘面积达2275平方米。

“在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明中期的葫芦窑遗址，通过对窑炉及周边陶瓷残片的分析，考古人员发现其纹饰与南海沉船出水瓷器高度吻合，进一步佐证了明代晚期景德镇瓷器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欧洲。”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介绍，此次考古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景德镇元、明、清时期瓷业生产的发展及相关城市布局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

御窑厂、落马桥遗址和观音阁窑址，揭示了明清御窑厂的历史变迁及南宋至近代民窑的发展脉络；高岭瓷土矿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三期瓷土开采和加工的实物遗存；刘家下弄等道路交通网络的考古，展示了瓷业发展对城市变迁的影响；泗王庙、天后宫和清真寺遗址的发掘，反映了瓷业繁荣促进的多元宗教信仰格局——14处遗址点串联起“原料开采－官窑精烧—内河转运—海洋贸易”完整链条，勾勒成一幅跨越三朝，长达600多年的历史长卷。

回顾考古新发现，景德镇的瓷业盛景跃然眼前：昌江河畔，满载高岭土的竹筏顺流而下；御窑厂内，精美绝伦的青花瓷仍带着窑火余温；天后宫前，商贾们的祈愿声回响在耳畔……

穿越千年历史，瓷仍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识。如今，6万多名“景漂”创客将传统纹样融入现代设计，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的千年窑业遗址和历史建筑在活化利用下焕发新生，先进陶瓷产业让易碎的瓷器化作“硬核材料”。

千年窑火不熄，时光流变中的景德镇，正融通古今、汇聚创意，用陶瓷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白永萍吉林日报全媒体记者纪洋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徐子渊陕西日报全媒体记者张琪悦安徽日报全媒体记者晋文婧张理想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政昊）

来源：新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