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新兵蛋儿的写作生涯之拉练祁连山

下雪了。

燕山雪花大如席，武威雪花小如米。

西北武威地方的雪有时像大米，有时像小米，但是不像花。

它们不会像中原地方的鹅毛大雪一样，被空气托举得舞姿曼妙，招摇着慢慢落下来，而是细密、繁茂、急促而坚决地扑下来，如同从慧星尾巴上砸向地面的陨石。

它们落地之后，一冬天不化。

这样的雪落在甘肃武威冻瓷实了的黄色土地上，如同撒下了一层厚厚的白沙，大风一吹，一层层地卷千堆雪浪。雪浪疾跑，有时像白发三千丈的侠客在腾云驾雾，有时又像爱得寻死觅活的青藤缠着光秃秃的白杨转圈，这种无目的的飞行如果突遇打着横的乱风，雪浪立刻像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哗地粉碎掉了。

走在这样的雪地上，我跟着宣传科去野营拉练。这次刘科长没参加，来的是副科长叶子新。我后来在他手下当干事才知道，叶子新是个玩命的主儿，经常写材料熬通宵，然后打着哈欠诗意盎然地说，我今天又迎来一个东方红呀。我不知道叶副科长的文化程度，只知道他虽然生得大眼双眼皮，却总是眼圈红红，好像害眼了一样。他个子不高，人也偏瘦，可他的文字无人不服，他很会抓问题，写的经验与总结，军区一般都要转发。他对我们说，你们要知道战士的真实想法才能抓准问题，写出好东西。但是真实想法在哪里？不在会上的发言里，不在墙上的墙报里，而是战士的厕所里。为此，他经常在连队学习讨论的间隙跑在厕所墙外去听战士的议论。

他熬夜有个习惯，必须叫上两三个干事一块熬，美其名曰传帮带。虽说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是很高深的境界，但真那么坐几晚上还是比较痛苦的。特别是我们经常是陪坐一夜，收获就是两缸烟灰和半纸篓的废纸，一个字也没有落在稿纸上。为了快点回去睡觉，开始大家还积极参与，一言一语地提建议，可叶副科长他不点头不摇头也不看你，就是不下笔。有一次，坐了两个整夜，他仍是一字不写，我们几个也不说话了，拉着苦瓜脸呆坐。骆干事忍不住说，老叶呀，大家明天还要正常工作呀。叶副科长说，想不好主题怎么写呢？忽然，他眉头一皱，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我一生气，故意大声唱反调：朴素的感情怎么啦？没有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雷锋能成英雄吗？

叶副科长突然一拍大腿，我们吓了一跳，以为他怒了。

“好，好，好！把朴素的阶级感情升华为学习革命理论的自觉性。”“这下把主题提炼出来了。我说叫你们来有用吧。这不是用上了。好了，你们回去睡觉，我继续。”

这就是我的作用。

还有一次，是个周日。那时不是双休，一周就休息一天。早上一醒，我就有预感，叶副科长（当时已经任命为集团军宣传处长）一定会叫我去加班。我灵机一动，拉着同住一室的李林说，咱们洗澡去，老叶来了找不到我们。

李林一听说好，我们俩三下五除二就钻进了大澡堂。大澡堂里人很多，雾气蒸腾，稍远一点谁也看不清谁。李林说，你这个主意真好。我得意地笑了起来。可是，笑容还挂在脸上，就听到了叶副科长熟悉的声音，“张林——李林——”。他穿戴整齐，眼镜上布满了水汽，左找找，右找找，像只寻找鸡娃的老鹰，气哼哼的。我悄声道，不要吭声。可是，李林连十秒钟都没坚持住，“这样不好，太不尊敬领导啦”，说着就站起来答应。我一看藏不住了，也光溜溜地跟着出来了。叶副科长兴奋地说，咦呃，咯渣子，躲到这里以为我就找不到你们啦？快点，到办公室去。

再扯回来说拉练。这次拉练，叶副科长这个大笔杆子能跟上我们走路，有点稀罕。可能是他想写个什么大材料也说不好。

毛主席说，野营拉练好，这是个创造。

这个最高指示不早不晚，正好在我当新兵蛋子的时候下达，让我从当兵的第一年起就开始跟着连队拉练了。别人背着大枪，我挑着水桶——那时候我被分到了炊事班，不会切菜炒菜，也不会蒸馍蒸米，只好去挑水，人送荣誉称号：8199部队的铁肩膀。我曾经在夜行军时，挑着一副水桶爬过一座陡峭的大山，事后我对我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拉练，地点是河西走廊，祁连山区。现在当了报道组员，不用挑着水桶走路了，身上轻松了不少。也有了创造性地执行最高指示的兴致。

比如，班长告诉我，“走长路时，宁愿光着屁股空心穿长裤，也一定不要穿洋面布袋一样的解放军大裤衩。不然的话，”他努努嘴，“把你的大腿根和卵子皮磨成烂梨。”

那时候我们不像现在的兵，能穿上部队发的比较柔软的三角内裤。我们发的是白色或黄色的棉布大裤衩，没有松紧带，是一根没有松紧的布条贯穿其中，我们就用它把裤衩系在腰间，但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时候走着队列，它莫名其妙地松开了，我的正步就迈得比较奇怪，只好报告班长，“裤带松了”。班长认为我是故意搞笑，损坏他的威信，过来给我一脚，骂道，裤带松了不要紧，别犯作风问题就行。更要命的是，有时内急，它却成了死疙瘩，怎么也解不开，急得一头汗，腿子直抖，骂天骂地骂自己，只恨那裤带太结实，拽不断。

我敢说，我们那一代的士兵都有同样的经历。

班长不让我们穿着大裤衩拉练，那是血的教训换来的，因为穿着大裤衩走长路，它就会湿，并且往上卷，一直卷到腹股沟里，把那一片的皮磨烂。

我很听招呼，懂得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先要做班长的好战士，所以敢于光屁股穿长裤，咣咣当当地去拉练。

有个兵不听班长的话，爱面子，非要穿裤衩，结果把命根那一片全磨烂不说，还一气之下把大裤衩半道上脱下来扔了，不仅丢面子，还可惜了一大块好棉布。

创造性执行最高指示的另一项专利，是穿大头鞋和皮大衣搞夜行军。不过这一招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我们团报道组的陈伟明发明的。这家伙后来当了团政委，让我有些生气。我觉得我也应该去当个政委，但领导上却一直没有考虑这事儿。

别看人家小陈黑不溜秋，个儿也不高，但是脑子好使，好主意坏主意一会一个，鬼点子一抓一把，我也就去粗取精，却伪存真，把对我有利的主意接受下来，因而少受了不少洋罪。

我们报道组的人行军不用背大枪，身上少了七斤半，所以，敢于穿大头鞋和皮大衣。这两样东西，不过增重十斤，但是在风割如刀的雪夜，这两样东西是保证生命体征的主要武器，与那些被冻伤后被卡车运回去的兵们相比，增加这点重量是保证部队报道组战斗力的必要手段。

皮大衣穿在身上，下摆挡腿，我们就把下摆翻上来蒙到头上，防风效果极佳。但是别的士兵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拱出来两只大绵羊。

敢于这样穿着，还因为部队在夜行军。夜行军时身边只有几个固定的战友，其他人谁也看不清谁。军务参谋也没法儿管军容风纪。

西北的雪野发出蓝幽幽的白光，用一种曾经苍海的目光看着一队队背着大枪，背着手枪，背着行军锅和箩筐的人们，疏远而冷淡。

穿着解放鞋、黑棉鞋和大头鞋的脚零乱而杂沓地踩过去，白色的山路在咯吱咯吱地一通乱响之后，变成了一条通体明亮溜滑的冰道，兵们一跌一滑地走路，表情僵硬而谨慎，顾不上说话，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突然，一个背着行军大铝锅的炊事兵脚下一出溜，仰面向后倒去。他的手无助地向空中抓挠了几下，却什么也没抓住。在他有可能摔成脑震荡的那一瞬间，大铝锅却从背后撑住了他。那大铝锅的质量上乘，擦得锃亮，关键时刻舍身救主，让炊事兵四脚悬空地躺在它身上。大锅弹跳了一下向前冲去，速度奇快却滑行平稳，如同冬季运动会上的冰橇比赛。大锅一边往下滑行一边发出叮咣叮咣的共鸣声，前面挡路的兵们吓得纷纷跳开，等到反应过来后，又纷纷去追。前面路有个急弯，大铝锅却不懂得拐弯，炊事兵脑子还算清醒，仰面朝天的他伸出两只脚摁在地面上来了个刹车，由于刹车太急，他整个人翻了过来，摔了个狗吃屎，大铝锅完整准确地压在他身上，使他看上去像只大海龟。

我没有背枪，行动方便，过去把炊事兵拉起来。

为了给他鼓劲，我说，以后夜行军，你们班轮流躺在锅上，用绳子拉着走，保证节省体力。

他恨恨地说，去死吧。

还有一次，我走得睡意朦胧，大头鞋的底子也被冻得太硬，一不留神，我也像炊事兵一样滑了个屁股墩，向前滑行十余米，这时正好一辆拉着几十麻袋大米的马车蹄声嗒嗒地跑过来，眼看就要发生恶性交通事故，只见那马往路边一闪，绕过了我，马车差点倾覆，一边的轮子高高地离开了地面，因为这一闪，我的腿安然无恙地从车轮下通过了，但马车上一个正在打瞌睡的驭手像个麻袋一样摔在了地上。

那时还不时兴说对不起，我去拉起他说，摔着没有？他并不应答，奇怪地看我一眼，转过头紧追马车，一个箭步跳上去，往皮大衣里一拱，又睡觉去了。

西北用一种静悄悄的冷扎痛扎伤我们。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要走到哪儿，那是参谋的事，我们只想知道今天的行军是多少公里，有没有可怕的夜行军。

夜行军偏偏很多。记得我跟在叶副科长身后的那天凌晨5点，我们转过一个山头，一股巨大的寒冷包裹了队伍。冷风如刀，让每一块暴露在外的皮肤都疼痛难忍，鼻腔里有冰，眼珠也冻疼了。我知道叶副科长没有哭，但他脸上泪水鼻涕不自觉地流下来，马上冻硬了。我们头上霜花凝重，呼出的热气全部就地凝结在脸上胡子上帽子上。我们都低着头哈着腰侧着身子，小心呼吸，本能地避免损失任何一点热量。

天快亮时，队伍里有个小兵冻得受不了了，横着往路边一躺，不走了。看样子想自绝于党和人民。他们连的薛连长过去冲他屁股上就是一脚，起来，熊样子，咱们连的兵死也要往前倒！那小子挨了几脚，哭着爬起来，踉跄着走，像个醉汉。正巧师里王政委的吉普车路过，政委心肠软，打开车门说，让他上车。

那个兵可能真撑不住了，头一低就往车里拱。没想到薛连长一把从后边拉住他的背包带，你他妈的松包，老子枪毙了你也不让你坐车。

王政委喝止薛连长不准骂人，可是那小小的连长还真犟（据说当过政委的公务员），竟然无视政委的怒吼，大喊，一班长，二班长，把这个松包给我拉走。一班长二班长都是强壮的老兵，一人一边，架着那小兵向前走去。

看样子他们对这个丢脸的兵也是怒火满腔，拽得他东歪西倒。

任何部队都固执地不容许自己的兵是软骨头。

满头霜花的薛连长不做任何解释，他向政委敬了一个礼，转身走了。

政委平时很威严，轻易不敢有人挑战他的权威，但是我看他今天对顶撞了自己的这个小连长不仅给予了高度理解，好像还有点赞赏的样子。他叹了一口气，不再坐车，与我们一起向黎明之中隐约呈现的小村走去。

这就是男人之间的故事。

或者叫军人文化。

如果不是那个不知名的小村在铅色的黎明中突然出现，我们都会被冻死。

真的，在我们接近小村时，全体人员都瑟瑟发抖，浑身僵硬。

这一刻，静悄悄的冷变成了轰轰烈烈的冷，我们的每个关节都有无数颗小钉在扎，每一寸肤肌上都有铁锉在使劲磨砺。

每一步都变得艰难。呼吸也变成了一种痛苦。

叶副科长一个劲地用湖北话骂人，咦呃，个斑马，想把老子们冻死在这里么？

我指点他，用皮帽上的护鼻垫捂住鼻子，就好一点。凡是冬季发皮帽的部队都知道，皮帽上有一个护鼻垫。我们部队从湖北调来，对寒带的装备不熟悉。只有我们这些长期在基层混的小兵才知道这东西是干啥用的，他们当官的轻易不出远门，当然用不着。

啊，这个鬼东西是干这个用的啊？我还以为让擦枪用的呢？

副科长可能是手冻僵了，搞了半天，护鼻垫上的扣子紧，捂不到口鼻上，让我帮忙，我一使劲，扣上了，副科长哼唧着说：“个斑马，赶紧去掉，出不来气啦，想把老子闷死呀?”

原来这个护鼻垫不合适，太紧，我好心办了坏事。我突然想起我兜里有一个口罩，被老鼠咬了好几个洞，但我没舍得扔。我赶紧掏出来，问叶副科长，这个口罩老鼠咬过，您戴不戴？因为这时候不论职位多高，所受的痛苦是一样的。

那阵子，叶副科长顾不上讲卫生，赶快戴上，说是感觉好多了。

一条小河拦住了部队的脚步。河上有很厚的冰，却也有很宽的冰缝，缝里有哗哗的急流，可能是水太急，冰封不了河，也可能是气温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么低，而是走了一整夜把能量消耗殆尽了，反正那河竟然没有冰封，兵们要排着队踩着水面上的两块大石头跳过去。

叶副科长等不及，说是太冷了，要创造性地行军。他不听我的劝告，另找了一个不用排队的地方过河。结果不幸一只脚踩空，落进河水里。更不幸的是他的脚从水里一出来就成了冰坨子，一走路，哗啦啦地响，那是冰块的撞击声。更更不幸的是他没有备用的鞋。

但是别急，不是还有我这个小兵吗？我那天因为穿了大头鞋，所以解放鞋就在背包上掖着，好像敌后武工队一样。老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的这双有伟大的纪念意义的解放鞋立刻穿到了叶副科长脚上。说它有伟大意义，一是因为第一次见刘科长时我就是穿的这双鞋，二是救了叶副科长的脚的又是这双鞋。

你能说它不伟大吗？

我们是冲进村子的。

我们敲开了看见的第一扇门。

那是一对小夫妻。

男的下炕给我们开门，女的还在炕上系裤带。

男的说，上炕上炕。

女的说，快来快来。

西北的乡亲真得很好很亲，但是我想不通的一点是，他们不论老少，一律把我们叫解放军叔叔。有时，老奶奶也叫这样叫我们，弄得我们这些小屁孩脸红脖子粗的。

还有就是，屋里都有一股味儿。别人说那是用牛粪和羊粪烧炕所产生的。

因为闻不惯这味，我过去都是一进屋就出来了，这一次，竟然觉得这味道就是温暖，就是阳光，就是生命。我们立刻脱鞋上炕，把人家新媳妇的花被卧盖在腿上，嘴里还哆哆嗦嗦呜呜噜噜地发出寒冷的颤音。

记得那一次，一起坐在炕头盖着花被子的有王永林主任、叶副科长、骆干事和我。我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现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能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各位领导，看到他们对待寒冷的作派和我们小兵一样，我感到既幸福又好笑。

温暖从我们的脚下升起来，我与副科长和政委的脚跟厮磨，使我晕晕乎乎产生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荣誉感。

唉唉，说起吃苦的事谁没有几箩筐？打住，打住，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就在这次拉练中，叶副科长指示，大意是说，报道员老跟着机关走写什么报道呀，都到团里去找素材。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叶副科长隐瞒了一件事：别人水壶里装的是水，他水壶里装的是酒。他说这是御寒的新办法，但不久就因为胃出血坐车回去住院了。他的拉练也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于是我和张小广分别去了166团和168团。

166团住在大山边上，政治处主任叫李景。我去报到的时候，他肩上扛一只汽枪，到处找鸟打。那时还不时兴保护动物，但西北冬季的鸟并不多，所以老也听不见他的枪响，只觉得他的行为在雪野里有点像东北匪首座山雕。特别是他笑起来的时候，总是豪情万丈，声如洪钟，好像被人挠了胳肢窝。这让人顿时有了亲切感。

我那时认为，只要对我露出友善的笑容的领导，都是好领导。

李景主任并不说团里有什么好写的，只说，素材很多，下连队去找吧。我给他们打招呼。

部队驻下了，在一个个被雪掩埋的小村里，到处都有我们的好兄弟。一般一个连住一个村。

我和团政治处的兄弟们住一个炕。同炕的还有团政治处余大浩、张玉珑、摄影干事刘丹旗等8人。我职位最低年纪最小，睡最里面。因为冬天烧炕时，火烧不到里面，往往是炕口很热，越往里面越凉快，所以他们一般会把最里边的地方谦让给我。

刘丹旗虽然是高干子弟，但因为资历较浅，在炕上排倒数第二，仅强于我。所以我与他交流较多。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抗拒严寒的好办法，用被子蒙上头，膝盖抱到胸前，用你的下巴挨着膝盖，像刺猬那样团成一团。刺猬团起来，天敌就吃不掉它。我们团起来，一丝热气也不浪费。虽然被窝里有空气浑浊一点，但也算节约能源吧。

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蒙头睡觉的习惯。

骑马的刘丹旗

刘丹旗骑过马，给我讲了很多如何骑马的要领，听着很新鲜。然后他把手往睡着觉的人们那边一指说，别搭理他们。

为啥？

他们竟敢嘲笑老子。

咋能?

真的。咱们不是上小学就搞文革了吗，识字不深。有一次我把“斟酌”念成“斗勺”了，还有一次我本想说《朝阳沟》里那个拴宝他妈很慈祥，结果说成很温柔了。

他们就经常用这事嘲笑我。

我说，他们不应该笑，他们良心大大地坏了。

刘丹旗说，良心还不是太坏，但是被狗吃了。

于是我们就偷偷地笑，好像报复了众人让我们睡在炕尾的轻视。

下团队，要去采访。

陈伟明（右）

一般来说，采访是这样开始的：

我和陈伟明一起咯咯吱吱走进一个雪落乌啼的村落，打听连部在哪儿，然后走到连部门口，说明来意。

连长从屋里出来，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们。

我们眼含期待，面露微笑，一脸青春痘放出讨好的光芒。

连长像打发讨饭的似的：好吧，你们先等一会儿，我们正在开会。

于是我们就到旁边的屋子里去等。等呀等，等得心急火燎又无可奈何。

通信员都不屑地给我们倒杯热水。

这种等待一般会从上午九点钟等到中午十一点半前后，连长或指导员才搓着手，浑身烟味地从开会的屋子里钻出来，“会开得长了一点啊，团里布置了好多事都得落实。”我们赶紧说，不要紧不要紧，连队工作千头万绪就是忙，我们就问一些情况就行。连长或指导员说，好吧，让副连长和副指导员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还有点事。

我们赶紧打开小本，把听到的介绍一五一十地记下来。

说实在的，这时候我们已经饿得闪腰叉气，冻得手脚发僵，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报道线索，只想着赶快喝碗热汤，没有热汤，凉馒头夹咸菜也行。

哆哆嗦嗦记了一阵，终于开饭了，连部加两副碗筷，我们拘拘谨谨结结实实地吃完，走出屋子，挥手再见。

我们知道，人家也就是应付一下，根本没想过让我们在军区小报上给他们上一篇报道。

我们确实没有这种能耐。

这种经历让人沮丧。

陈伟明分析说，我们去的太晚了，主要是走路耽误了时间。

那谁给我们派车呢?

当时全团只有一辆北京212吉普。

陈伟明神秘兮兮地说，骑马。我认识骑兵排的。

我不会。

他说，我教你。

当天傍晚，我们俩就去骑兵排拜访了一下，小陈认识的那个班长答应让我们明天一早过去。

从骑兵那儿出来，我立刻义正辞严地说，这个兵真够大胆的，竟敢私自借马给我们。战马是部队装备，是我们无言的战友，而且师里出过首长骑马被严重摔伤的事故，他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地借马，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是出了事，他这兵就别当了。

陈伟明直视着我的眼睛，一针见血地说，你怕骑马吧？

我闪开目光，说，我，我，笑话，我怕过什么。不过，我们写报道是为了促进部队建设，你有意让好朋友违反纪律，这不是爱他是害他。

你要怕你走着去，我反正要骑马。

我不怕。我赶紧强调。我比小陈多当两年兵，老兵不能在新兵蛋子面前服软。

第二天一早，我俩连饭也没有吃，就跑到骑兵排去借马。

我们牵了两匹马出来。一匹枣红，一匹雪青。两匹马个头很高，身上有一股军马特有的精气神儿，眼睛明亮，耳朵尖竖得高高的，傲慢而矜持。陈伟明当过侦察兵，多次骑过马，他认真给我讲了骑马的注意事项，马跑起来的几种步态等等。

我问，这俩马哪一匹老实？

他拍拍那匹枣红马说，这家伙。说着，他纵身一跃，跳上了雪青马。雪青马原地转了一个圈，四蹄把冻土踩得得得乱响。

陈伟明关切地还想对我说什么，突然他的马四蹄腾空，箭一样地飞驰而去。

我大喊，嘿，你这狗小子急个么事哟，等一下。

陈伟明是湖北人，我是武汉生的河南人，所以也常学着说几句湖北话。

我赶紧踩着脚蹬子往枣红马身上跨。可是它给老子捣鬼，不停地调屁股，不让我骑上去。

因为戴着皮手套，抓不紧马鞍，我就把右手的手套去掉，用右手拽紧马脖子上的鬃毛，一蹁腿，上了马。

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右脚还没有蹬进马镫，胯下的战马就飞奔起来。

从未骑过马的我一上来就开始飞奔，当然是吓了个半死。人在马上才知道，四周没有任何可以抓挠的地方，腰左右前后直打晃，随时都能掉下来。

但我不愧是8199部队的英雄战士，有一些临危不乱的遗传基因。在最初一瞬间的发懵之后，我本能地双手紧紧抓住马鞍头翘起的地方，迅速把右脚伸进了马镫里，让身体稳定下来。我还奋不顾身地伸出一个手指头（双手不敢离开马鞍），勾住了缰绳，以备腾出手时对马进行操控。但身后的手套是怎么也摸不着了。那种皮手套是用一根布绳连在一起挂在脖子上的，现在一只戴在我左手上，另一只在身后迎风飞扬，但毕竟此手套很重，不能像风筝一样高高飘起来，而是很准确地在马屁股上拍一下，然后弹起来，再拍一下，再弹起来……

枣红马一定非常奇怪，一是这个骑手从来没有见过，从动作上分析，是个笨拙的新手；二是这个骑手拍马的手法非常恐怖，大“巴掌”不轻不重不疼不痒，却是跑一步拍一下，已经把速度提到最高了，他却还在拍我的屁股。

枣红马撒欢儿猛跑，它的蹄声已经不是“达达”声，而是四蹄同时发出一个声音，一步飞出十几米。

陈伟明本来跑在我前面300多米的地方，我都快看不见他了，可这时我却迅速接近并超过了他，把他和他的马远远地甩到了身后。我只觉得双耳生风，眼前景物飞快后移，一种牺牲前的悲壮充满了我的胸膛。

我隐约听到陈伟明在大喊，勒住，勒住，勒缰绳——

可是我的两只手都在紧紧地抱在马鞍上，不能松手去勒缰绳，如果松手我会立刻摔下去。

我只能任我背后的手套继续拍马，只能任胯下之马继续飞奔。我已经精疲力竭，好几次我都准备放弃，甚至想到了我一脚套在马镫里，被马拖着飞跑的悲壮画面。

这时，我想起了夜里冻得睡不着时刘丹旗对我说过的话，你骑马只能把脚前掌放在马镫里。如果马钻树林，你就俯下身子，如果马狂奔，你就双腿夹紧马肚子，半蹲着站在马上。

我很感动，我的大脑在这时候还在认真帮我回忆，给我支招，让我摆脱危机。

但我穿着大头鞋的脚已经深陷马镫，完全拔不出来，我个子高，马镫短，也站不起来，唯一能做的是双腿紧紧夹住马肚子。

猛然，前面的路伸进了一条干涸的河沟，路变得很窄。在很窄的路上，出现了一群戴着花花绿绿头巾的姑娘。她们每人拉一辆板车，面朝我这边走来，估计是铁姑娘学大寨，往地里送粪去。当她们看到飞奔的战马和战马上的我时，吓得一个个丢了车，紧贴沟边站得整整齐齐。我甚至没来及英勇地喊一声，闪开，我的马已经跑过去了。我敢说，如果我的脸上不是充满了惊慌，我的手套不是狼狈地飘在身后，她们说不定还会爱上我呢。

遗憾的是，我甚至没有看清她们长什么样，就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这群可爱的姑娘。

跑出河沟，陈伟明已经看不到我了，他拼命打马，要冲过来救我于倒悬。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只能听天由命。

也是我命不该绝，远处的路上出现了两个伟岸的军人的身影，他们看见惊马，不仅不退缩，还立刻站到了路当中。我那坐骑从小在军营长大，估计对军人还是有些敬畏，脚步稍一迟疑，被我一把抓住了缰绳勒了一下。

那马一个急停，转头跑进了路边的田里。在那里转了几个圈，停了下来。

再看这两个老兄，原来是政治处的余大浩和张玉珑。他们是我和刘丹旗躲在被窝里悄悄骂过的八个人之二。

他两个不计前嫌地对我的骑术赞不绝口，连声说，唉呀呀，想不到，想不到，师里来的同志水平就是高，第一次骑马就能跑这么快，要是再训练几天那还不成了夏伯扬。

夏伯扬是苏联红军的哥萨克骑兵领袖，哪是我这种小萝卜头能比的。

我惊魂未定从马上爬下来，不知他们的赞美是真情还是假意。

直到陈伟明冲了过来，他们才明白真相。

不过他们还是建议说，你进对了门，入错了行，还是去干骑兵得了。

晚上骑了一天马回来，才发现我的大裤衩脱不下来了：屁股磨烂了，一大滩血把裤衩粘牢在身上。

只好呲牙咧嘴一点点地往下剥。

刘丹旗坏兮兮地说，哎哟，见红了。

战马给我们带来了威风，带来了好运。

我们骑马到了七连。很威风。七连连长周厦海是华野攻坚主力十三纵司令周志坚的公子，军事训练狂。他的名言是，我不当上团长不结婚。

周厦海（右）

周连长一点架子没有，一分钟也没有让我们等，就谈起了练兵之道。我以为是因为骑马过去的缘故，让他高看了一眼。结果多年之后跟他说起这事，他眯着眼想了一会，你们骑马来的？真没注意。嗨，这军事干部，一点面子也不给小兵留呀。

采访结束，马上开始写稿。拉练的民房里没有桌子和凳子，条件好的人家有只高茶几，供牌位用的。我和小陈就搬来一个军用木箱当桌子，把被子打成背包当凳子，穿上皮大衣，大衣下摆反过来扣到头上，开始写稿。因他的字写得漂亮，一般是我口述，他执笔。

我们写稿都在晚上，害怕干事们笑话我们装腔作势。再说，一个房间8个人，乱得静不下心。只有等大家都睡了，我们才在鼾声中开始写作。

在漆黑的夜晚写作，就需要解决照明问题。当时没有电，只有三种煤油灯，最亮也最费油的是马灯，李主任用；二等的是带玻璃罩的煤油灯，股长们用；我们只能用墨水瓶里插根棉芯的煤油灯。灯光如豆，风一吹来回晃，还冒黑烟。要想让眼前亮起来，只有去买蜡烛。蜡烛1毛2一根，而我当时一个月只有九块钱的津贴。不过在这事上，一向小气的我却很大方，我对小陈说，眼睛是要用一辈子的，不能为了省钱把眼睛累坏了。我决定一次点亮四根蜡，也就是同时燃烧4毛8分钱，虽然这有点肉疼，但当眼前出现那片奢华的光明时，心里真是非常快乐。那闪闪的光明是属于两个小兵的灿烂，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任意挥霍而不被喝斥或管理，这是何等的快意人生。

很快我和陈伟明写了一批自认为质量上乘的稿子，特别是写训练狂人周厦海的那篇通讯很长很生动。记得托人捎到镇上发走后，又觉得开头可以更好，就又重新写了一遍。这一次，我俩为了尽快把稿子寄到报社，决定爬上一辆拉给养的卡车，摇摇晃晃往黄羊镇团部赶，那里有让人看了亲切的绿色邮筒——祁连山里可没有这玩意儿。同时，既然到了团部，就一定要给军区报社的黄编辑打个电话，走个后门，起码让他知道有这回事，能从成堆的牛皮纸信封里把我们的稿子挑出来，而不是直接扔进废纸篓。

我到兰州军区送稿时，见过报社的小白脸编辑骂骂咧咧地把战士或干事们辛辛苦苦写的东西瞄上一眼就嘶啦一声撕碎的事，那真是恐怖。因为你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只随手可以碾死的臭虫。

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就是我们的情敌，他堵着门，不让我们这些想向报纸——这个大美人求爱的小兵们进去。进不去，我们手里的玫瑰就成了牛粪上的东西，我们求爱的动作也会变成屈辱地向情敌下跪。我们做梦都想着打败这帮戴着眼镜、口气高傲的情敌：本领高强的是靠好文章征服他们，本领次一点的靠笑容和好烟好酒，而本领如我们这一级别的，要啥没啥，只好耍光棍，当泼皮牛二，寄稿子就是让你们撕的，你撕吧，你有本事撕我就有本事寄，再撕再寄，累死你，让你们的小嫩手磨出茧子，把你们气得肚子疼得胃病。哼哼！

但是，也不能打击一大片。我认识的这位黄编辑可是好同志。我第一次借着出公差去送稿时，他虽然态度略显生硬，但看在我发着高烧的份上，耐心给我指点了十分钟，说我写得不行，但告诉了应该怎么写，并让我回去重新采访再改一遍。

我当时很感动，因为他们办公室有一纸条：闲聊不得超过三分钟。黄编辑不认识我，跟我聊了十分钟，面子给足咱了。我虽然高烧不退，还是咬着牙在拥挤的火车上站了一夜回到部队，重新采访。黄编辑后来采用了这篇稿件，算是又给了我一次面子。

黄编辑后来当了文职将军，是军区报的副社长，如今我也斗胆与他称兄道弟了，可那时候，我给汇报报道线索都陪着小心，考虑再三，怕碰钉子。但他的心肠好像有点硬，爱说“不行”这俩我不爱听的字。我心想，虽然你现在高高在上，但你也从新兵蛋儿过来的，咋就不能动一下恻隐之心，可怜一下我们这些眼巴巴想上稿的兄弟呢。

车行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团部。原来我们拉练走得并不远。

我首先要找一个最权威的电话往军区挂长途。李主任不是在雪地里拉练么，我就用他的电话，让团里的话务员知道我来头不小。小陈帮我打开李主任办公室的门，我们蹑手蹑脚地进去，把那个带把儿的黑色电话机抱到怀里，使劲摇了几下。

那时的电话还是带摇把的黑色磁石电话机，不懂的人一般都是握着那摇把抡圆了摇，好像越使劲总机听得越清亮。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我当过几天电话兵，知道那电话总机是不响的，只会有蜂鸣的震动声，号牌会落下、小灯会亮，总机把塞子插进去，线就通了。如果一直摇，总机耳朵里就会听到风钻一样的噪音。

所以，我摇得小心、专业。

那边话务员出来了，要哪儿？

要军区人民军队报社黄编辑。师宣传科刘科长找他。我想，如果刘科长听见我这句话，非把鼻子气歪了不可。

话务员好像知道我是拉大旗做虎皮，我话音儿没落，他就说，占线。

那什么时候讲完麻烦你给我接过来。我陪着小心说。

总机那边早挂线了。

我这个电话从上午十点等到了下午三点。我的虔诚和执着终于感动了话务员。他说，团里到师里只有一条线，师里到军区只有两条线，接通一次不容易，你讲快点啊。

好好好。我一连串地说。

喂，人民军队报吗？我找一编室的黄编辑。什么？在开会？麻烦你一定叫一下，我打了一天才打通这个电话。

那边去叫人了。

我冲陈伟明得胜似地一笑。

黄编辑来了，喂了一声，我麻利地抱着话筒说，黄黄黄编辑，我是8199部队的张林呀，现在在祁连山里拉练呢，今天打电话是，是为了……我陪着笑来了一大串话。

噢，我在开会，你明天再打过来。

他口气坚定，不由分说就挂断了电话。

唉，人微言轻，谁叫我们是两个小兵呢？他不重视我们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可是，他竟然也不想想一个小兵从西北边远小镇往军区打通一个电话有多难。我们这里距离兰州有一天一夜的火车，还得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乌鞘岭。

我回不过神，双手捂着话筒，笑容僵在脸上，比哭还惨。

陈伟明伸着头问，他说啥？

他说，明天再说。

啊？

陈伟明本来就黑的脸都绿了。看样子比我还难受。

垂头丧气地从团部出来，我们断了与黄编辑拉关系的念想，让稿子听天由命去了，反正我们的稿子时效性不强，他撕了我们就再寄。

小陈说，仨月没洗澡了，这附近的黄羊镇糖厂有澡塘。

我说，去看看。就去了。走近一瞧，那澡塘是男女混用的，一天男工用，一天女工用。我们去那天正好应该是女工洗。看门的老头说，解放军辛苦，你们赶紧进去，四点半前出来。

我们千恩万谢贼眉鼠眼地溜进了女澡塘，光着屁股唱着小曲大洗一通。本来是想四点半前出来的，可是身上几个月没洗，太脏，一搓就下来半斤泥，结果耽误了几分钟，四点半没能按时出来。这下坏了，门外聚集了一群下班洗澡的女工，质问老头为啥放进去两个男的。我俩成了被猫堵到洞里的老鼠，惊慌失措地胡乱穿衣服。正穿着，听到门外跑来一个凶巴巴的女工，先是高声叫骂，然后一脚就把澡塘的门踹开了。别的女工轰地散开，这个五大三粗的大妈却双手叉腰说，我就不怕，凭什么占我们的地方！

幸亏我们的裤子已经提上了，不然，她说不准还诬陷我们耍流氓呢。

好男不跟女斗，我缩着脖子慌忙跑出来的时候，脚还被钉子扎了一下，流了不少血。真是人倒霉放屁也能砸着脚后跟。

傍晚，卡车要回拉练的驻地了，我们赶到三机炮连去吃了两个馍一碗粥几块萝卜片。陈伟明说，这连里有个一专多能标兵你愿不愿意采访？

我知道，要采访就不能坐车回去了，要地嘣儿走回去。两个小时车程，可能走路要八个小时以上。

咱师里的兵就有这股二球劲，我心一横，留下采访，晚上走回去。

我们采访那个兵姓宋，河南人，挺热情的。他的热情让那天充满挫折感的我俩很感动。

后来，这个姓宋的兵因为我们这篇报道当了排长。二十多年后，我正在兰州的街上走，突然一辆铮亮的黑轿车刷地停在我面前，里面的司机冲我大喊大叫。我正琢磨我违反了哪条交通规则，让这位爷生了气。那人已经从车里跳了出来，紧紧拉住我的手，唉呀呀地半天才弄明白，原来他就是我在黄羊镇采访的那个姓宋的河南兵。他名片上印着一大串公司，他是“总经理”。

我夸他不简单。

他说，老哥，你在哪儿高就哩？当年要是没有你，俺早回家种地了，还当什么总经理！

那是你干得好。

干得好也得有人吹喇叭不是？

他倒是真坦率。

宋……宋总，虽然多年不见，但我还是要批评你哟，我们写你那叫典型报道，不是给某个人吹喇叭，懂吗？

那天采访完，我们赶紧往拉练的驻地走。如果计算正确的话，我们将在第二天凌晨六时到达驻地。

那天的月亮很大很圆，悬在天上，把路照得很亮，那冰雪路反射着月光，逶迤婉转通向远方起伏的山峦。正可谓：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月横祁连家何在，雪拥黄羊马不前。

可是我们竟没有一点沮丧和懊悔，而是任凭路途迢迢，胜似闲庭信步。这让我对自己的自信心有了新的认识。咯咯吱吱走在雪路上，我对小陈说，将来你当爷爷了，一定会给你孙子讲起这个月明的晚上。

小陈说，这事等我找到老婆再说吧。

大步流星，我们很快就横穿了兰新公路，进入了黄羊川的乡村公路。突然，身后一道灯光射来，嘀嘀两声，一辆车颠簸弹跳着开了过来。我远远一看，知道是吉普车，吉普车里肯定坐着首长，不敢拦。可是你不拦它它自己偏要停下。那车吱地一声停了。一看，的确是团里唯一的宝贝吉普。吉普高贵，挡不住开车的是老乡。那司机跟陈伟明同年兵兼同乡。于是，我们屁股冒烟，转眼之间就回到了驻地。同屋的人还没睡觉呢。

刘丹旗高兴地说，美帝苏修河南人，防奸防盗防记者。两样你都占全了。我正说晚上睡个安稳觉呢，你狗日的又回来了。

刘丹旗是高干子弟，说话故意粗犷一点可以理解，但不能这么不文明。我很有意见。

又过了大约一周，部队准备回撤，李景主任召集政治处人员开会，破例让我这个战士也参加，让我代表师报道组。我刚坐下，就听电话铃响。在野外驻训，电话一般不重要。所以李主任就大大咧咧地问，找谁？

啊？军区电话？找张林？在在在。

李主任边说边用一种惊诧的眼光瞄我，“军区的电话打到我这儿了，你这狗小子不简单呀。”

李主任说话与刘丹旗一样不文明，但我听着很高兴。忙把电话抢到手里大声说话。

电话是黄编辑打来的，他说，周连长的稿子写得好！已经编了，有几个数字核对一下。核对完数字，黄编辑又鼓励道，你写得不错，好好干。

放下电话，我明显感到屋里的气氛有点不一样，大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味道。李主任甚至亲自递给我一支香烟。

我谦虚地说，谢谢主任，我不会。您有蜡烛吗？

一周之后，我们撤回营区，我与小陈、刘丹旗依依惜别，回到了武威。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怎么回去的，忘了是走回去的，还是坐车回去的。

我们师宣传科在师办公大楼二层的西南角，一间大屋子，里面套两个小间，刘科长住里面一间，骆干事住外面一间。

在拉练的地方是看不到报纸的，所以我早上一进办公室就去翻报纸。正翻着，刘科长和政治部的副主任詹化良进来了，詹副主任手背在后面，用他那一贯的弥勒佛式的笑容与我打招呼：“嘿，我看，军区的报纸搬到咱们师里来办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