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大庆精神都是激励大庆石油人拼搏奋进的强劲动力。今年是大庆精神提出60周年，回顾历史，追根溯源，对于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大庆石油人意义格外重大。
今日，本报刊发对老会战孙宝范的专访，听他讲述“大庆精神的诞生”，讲述关于大庆精神、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背后的动人故事，追寻石油先辈足迹，感悟伟大精神力量。
记者：作为老会战、亲历者，在大庆精神提出60周年之际，您能谈谈“大庆精神的诞生”吗？
孙宝范：伟大精神产生于伟大实践。我们常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大庆精神是在那场惊天动地的石油大会战中，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会战大军，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保持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儿，用劳动创造出来，又用经验、理论和文化体现出来，一步步形成的，是新中国石油事业飞速发展的产物。大庆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长时间的孕育、总结、凝炼和升华的过程。和其他伟大精神一样，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斗的结果。因此，她有无限的生命力！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了工业油流，大油田被发现。1960年2月，党中央批准组织大庆石油会战。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和困难局面，余秋里、康世恩、张文彬、焦力人等领导成员感到大会战是一场大仗、硬仗、恶仗，没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精神那股劲，是拿不下来的。所以他们反复研究，采取一系列果断决策和措施解决各方面复杂的困难和问题。面对诸多矛盾，号召学“两论”，抓住“国家缺油”这个主要矛盾，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组织大会战的全部工作；面对重重困难，号召学铁人，要求职工认真贯彻党中央“愤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保持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艰难创业；面对第一次开发特大油田缺乏经验的现实，决定在油田中区西部开辟生产试验区，探索和制订科学合理的开发方案和集输流程；面对油田大、战线长，很多单位独自作战的特点，总结北二站经验建立岗位责任制，总结李天照井组和三矿四队的经验培养“四个一样”“三老四严”的过硬作风；面对建设任务重、质量要求高，总结和推广油建十一中队经验“质量第一”；面对“青天一顶，荒原一片”，冰冻雨浇蚊子咬、路远活重又吃不饱的极端困难，一方面动员职工“三要十不”，吃大苦，耐大劳，为国家甘于奉献，一方面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盖干打垒，建设新型矿区，解决实际问题。要求机关要“三个面向，五到现场”，到基层和生产一线和工人一起干，在实践中解决矛盾和问题；领导干部“约法三章”，参加劳动，清正廉明，要下厨房、查铺盖被，关心群众疾苦。总之，就是全体职工都要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会战，一心要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甩掉“贫油落后帽子”，让国家独立富强，让人民有油用。这些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在理论和实际结合上说清了许多道理，为大庆精神的形成和提出做好了实践和理论准备。
在这些工作中，有一项贯穿始终、覆盖方方面面的根本性工作，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狠抓队伍建设，不断地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在“学铁人，做铁人”活动中，大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标兵和红旗手。可以说在油田上事事有样板，行行有标杆，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领路人。不仅有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等劳动英雄，有李天照井组、三矿四队、油建十一中队、采油工艺研究所等先进集体，还有临危救火的奚华亭、“万里测温”的蔡升、“钻管清污”的二十勇士、用身体接电话线的毛孝忠等标兵模范。大庆精神是大庆人创造的，而这些典型就是大庆人的优秀代表，听了他们的故事，就体验到了大庆精神。
到1963年年底，大庆油田不仅圈出了面积，算出了储量，还建成了600万吨的生产规模和一个现代化的炼油厂，三年半时间为国家生产1160多万吨原油，占全国产量的58%。党中央要求石油工业部对大庆工作、成就和经验好好总结。余秋里、康世恩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作了几场报告，第一次向外公开了大庆油田的存在，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大庆的基本经验，为大庆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母本”。
1964年1月15日，中宣部决定派“新闻采访团”到大庆采访。采访团由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揖任团长，以《人民日报》为主，有新华社、中央台等新闻单位记者20余人组成。其中有《人民日报》的胡济邦、范荣康、田流，新华社的冯健、袁木、余志恒，中央台的铁云等许多著名记者。
1964年4月19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时间，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像播“九评”一样，用庄严、高昂、激越的声音，向全世界播发了这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当晚，大庆组织了收听，播完就有人敲锣打鼓上街庆贺！第二天，4月20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通讯。人们听了看了无不欢欣鼓舞，互相转告中国有了大油田，表示要向大庆人学习，发扬大庆精神！
正是《大庆精神大庆人》这篇著名的长篇通讯，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特大油田——大庆油田；第一次向世人宣布了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概念——大庆精神。从那时开始，大庆精神就成为鼓舞我们前进、推动企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成为我们享用不完的精神财富。
记者：您参与了当年采访团的接待工作，能讲讲您了解到的稿件背后的故事吗？
孙宝范：采访团到达大庆后，住在刚刚盖好的“八九栋招待所”里。会战工委成立了一个专门接待组，做好准备材料、组织采访座谈、后勤服务等工作。我当时在钻井二大队“体验生活”，临时关系还在钻井，由于铁人王进喜是被采访的重点对象，所以我就两头跑，参与了一些接待工作。
采访团一到大庆，就立即投入工作，听汇报、看材料、下去采访，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很大的报道计划：首先发一篇报道大庆全面情况和成就经验的长篇通讯；第二发一篇全面报道铁人的通讯，包括1205钻井队的事迹；接着要发1202钻井队、三矿四队或者李天照井组等一些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讯，还安排了反映科学研究、艰难创业、矿区建设、家属劳动等内容的稿件和座谈纪要的采写计划。
第一篇反映大庆整体经验的大通讯是重中之重，王揖团长领着开了几次会。经反复研究，大家认为“大庆要出大经验”，主张写“大庆是工业战线一面旗帜”或者叫“大庆走出了一条工业化道路”，主要是从领导决策、重大措施等方面反映大庆经验。计划确定后，王揖决定把任务落实给袁木、范荣康。
袁木是新华社记者，范荣康是《人民日报》评论员。这两人对大庆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有浓厚的兴趣。听到谁讲什么大庆的人和事，总要刨根问底搞清楚，马上就记下来，本笔不离手。
他们接受任务后，白天下基层采访，晚上看材料、整理笔记，连走路吃饭都在琢磨怎么把这篇大文章做好。几天后两人就确定这篇通讯的总题目叫《大庆走出了一条中国工业化道路》，并写出了规划和提纲。令王揖团长和记者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规划和提纲向会战工委领导汇报后，却没有通过！
时任大庆工委书记兼会战指挥部指挥的康世恩认为，这个想法很有道理，但提得太高，大庆工作本身还有距离，而且写这样一个题目，势必写领导活动太多，不符合部党组的要求，建议要把重点放在报道群众上。当场决定这次报道，不写领导成员，不给他们照相，不登他们的照片。
汇报过后，大庆决定，第一篇大稿，把报道重点放在群众身上，多写基层工人、干部的活动和人的精神风貌，通过人和事来体现大庆的基本经验和精神成果。
袁木、范荣康两人很快转变思路，重新梳理资料，把来大庆以后听到和记录过的那些振奋人心的感人故事整理分类，拟定了新的规划和提纲。他们根据一些老同志“看到干打垒就想起了延安窑洞，看到油田灯火就想起了延水河边的灯光，来到大庆就回到了延安”的体会，给文章起了个标题，叫作《又到了一次延安——大庆油田纪行》。
主题确立以后，两人就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和线索选择了四五十个大庆人的故事，按内容分组归堆，按照“为了祖国和人民”、“科学求实”“严细成风”“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制订了小标题，还设计了“又回到了延安”的开头和“冷一冷”的结尾。然后就按照提纲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加细采访。
他们感到最难表现的是科技人员科学求实、自主创新、制订了大油田开发方案和集输流程这部分。这里面有许多技术难题读者看不懂，就煞费苦心地精心挑选了蔡升“万里测温”、谭学陵“蹲坑测K值——土壤传热系数”、方永华“捞岩心”等能够说得清、读得懂的故事，下大力气采访、挖掘。他们找到蔡升，详细了解了他和技术员跟随运油列车长途测温的情况，又统计了相关数据，弄清了这些数据对“原油外运”的用途和好处；他们到3249钻井队去听方永华他们讲捞岩心的全过程，搞清了不捞出落在井下的那截岩心对油田开发的影响，还让他们画图说明钻井取心的技术流程……他们说，只有自己弄懂了，读者才能看明白；首先自己受感动，才能让读者受教育。
就是这样边采访边研究边写作，几易其稿，最后完成了创作。王揖看了很满意，给工委领导送审也很快通过。最后定稿时，王揖觉得“又到了一次延安”这个标题，虽然说清了大庆与革命传统的传承关系，也有很高的历史定位，却没有突出大庆会战的时代特征和精神特质，建议改为突出人和精神的标题。但袁木、范荣康不同意。他们说只有这个标题才能点明文章的主旨，才能讲清大庆精神的实质和继承性。在双方僵持不下时，资深女记者胡济邦想了个主意，她说把标题改为《大庆人·大庆精神》，把“又回到了延安”内容加上一个“延安革命精神发扬光大”的小标题，放在开头第一段，不就两全齐美吗？大家认为这个主意好，就按她的意见办了。这篇稿子正式发表时，把《大庆人·大庆精神》改成了《大庆精神大庆人》。
今天，当我们看到大庆精神同延安精神一起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得不佩服当年几位记者的远见卓识。
记者：知道您曾把一份十分珍贵的《大庆精神大庆人》手稿献给市档案馆，您还是这篇文章的“第一读者”，能讲讲您的感受吗？
孙宝范：那是《大庆精神大庆人》的一份原稿。记不清是第几遍的修改稿，用小楷字竖写在直行的新华通讯社稿纸上，标题为《大庆人·大庆精神》，被划掉的一个标题为“又到了一次延安——大庆油田纪行”，署名作者为袁木、范荣康，是袁木的手迹。
这份原稿，是作者袁木送给我，由我长期保存，最后献给档案馆的。看见她，我就会想起那场艰苦卓绝的大会战，回想起那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和当年参加第一次公开报道大庆油田的采访团接待工作时，和袁木、范荣康、田流等著名记者打交道的点点滴滴。
当时，这篇稿子改了不下五六遍，我曾帮助他们下厂铅印和校对，可以说是“第一读者”。这篇通讯，采取的完全是白描手法，可却让人感到浓墨重彩，大气磅礴。通讯写了30多个故事，光点名的人物就有28个。这些人和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早已熟知的，可经过他们的深入开掘，按他们的思路排列组合，再加上画龙点睛的评论，变得那么生动感人。读后让人看到了那种不可抗拒的人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精神反过来又指导和推动伟大实践。60多年来，大庆石油人坚持和弘扬大庆精神，实现了油田长期稳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坚信，今后大庆石油人也能够不忘历史，抓住当下，创造未来，继续传承和弘扬大庆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